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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美往來密切，中美經濟關系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是在發展過程中難免會產生一些摩擦，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美貿易的摩擦，接下來中軸網就與大家一起來分析一下其根本原因。
(1)美方的觀點。在中美經濟關系中，美國最為關注的就是美中的貿易逆差問題。美方統計顯示：2004年美中貿易逆差達到162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1%；2005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值達到2020億美元，占美國全球貿易赤字的25%。美方同時指出，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美國對中國出口增加了81%，美國從中國進口增加了92%，美中貿易逆差增加了95%，而且1990年至2005年末，美中貿易逆差累計已達10000億美元。美方認為造成美中巨額貿易逆差的首要原因是人民幣幣值低估問題，美方指出人民幣幣值低估范圍在15%-40%之間(美方指出中國雖然在2005年7月采取措施使人民幣升值2.1%，但幾個月來的實踐證明中國政府仍然在控制人民幣匯率，人民幣至少應升值25%)。
美方指出，造成美中貿易失衡的另一因素是中國政府為本國企業提供的大量的政府補貼(尤其是對出口型企業的補貼)、各種歧視性的關稅減免政策以及外國企業準入限制等。美方認為，中國政府為本國企業提供了大量的補貼，其形式往往非常隱蔽，例如各種收入稅的減免、企業從國有銀行獲得的低利率貸款、企業債務的減免等等。這些補貼大量存在于中國紡織業、鋼鐵業、石化業、高科技產業、造紙業、機械制造業及有色金屬業。
第三個造成美中貿易失衡的因素是由于中國工人惡劣的工作條件給中國帶來的低成本優勢，美方認為中國工人的工作環境缺乏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保證，這使中國的勞動成本非常低廉，從而具有相當強的成本優勢。最近，美方的一份資料顯示，在中國工資相對較高的航空業，工人的平均工資僅為每小時64美分，遠遠低于墨西哥的工資水平，同美國更是存在巨大差別。這促使大量的外商在中國投資建廠，生產產品再出口，從而帶來巨額的美中貿易逆差。因此，美方認為中國違背了“入世”時的承諾，嚴重損害了美國企業、工人和各經濟體的利益。美方特別指出美中貿易不平衡已造成美國制造業中大量的失業現象，美國相關數據顯示：2004年美國對中國的產業轉移造成美國國內10萬個工作崗位喪失，而1989—2003年間的美中貿易逆差造成美方150萬個工作崗位喪失，美方一向認為制造業對美國的政治經濟安全非常重要，因此美方指出美中貿易失衡不僅僅是貿易問題，而是關系到美方長期的經濟政治安全的問題。
與上述觀點不同的是，美國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一些國家確實出現了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緒。斯蒂芬•羅奇指出一些人認為新興的中國企業隨意地瓜分了全球市場的份額，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羅奇指出：十多年來，中國出口總額增長的65%來自全球跨國公司設在中國的子公司——外商投資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權威數字統計，2002年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金額達527億美元，創歷史最高紀錄，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高成本的工業化國家自愿選擇中國提高自身的競爭力，而并非中國企業占據了全球市場。羅奇同時指出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是其競爭力的具體表現，中國不是依靠低估價值的貨幣來競爭，而主要是靠勞動成本、技術、質量控制、基礎設施以及堅定的改革承諾。與此同時，Chad P.Bown和Rachel McCulloch則認為美國確實對中國實施了歧視性的貿易政策，這包括顯性歧視貿易政策(以美國對中國提出的反傾銷訴訟和特殊保障措施為例)與隱性歧視貿易政策(美國與中國的競爭對手簽訂了大量的貿易協定)，這些歧視性的政策加重了美中之間的貿易摩擦。
(2)中方的觀點。中美貿易摩擦問題目前已成為我國經濟學界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在中美貿易摩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受到朱總理關注的美國斯坦福大學劉遵義教授和加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的馮國釗的合作研究成果《對美中貿易的新估算》，以及前外經貿部“入世”后中美經貿關系中期展望課題組的研究成果《新因素——中美經濟貿易關系中期展望》，上述研究成果把中美貿易摩擦的原因主要歸結于進出口統計誤差、香港的轉口貿易及美國對華出口限制等。另外，國內學者有關中美貿易摩擦根源的主流觀點還有：大選前各經濟、政治利益集團的角逐是影響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動中美貿易摩擦升溫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有人認為除了政治因素的影響外，隨著中國對外貿易規模的迅速擴大，貿易過程中出現一些摩擦和爭執也是必然的。這類似于自然界中混沌和秩序的“和諧悖論。
其他較有影響的研究包括：趙曉教授的兩篇文章《從戰略角度看中國的“國際經濟摩擦”時期》與《再論中國崛起之“國際經濟摩擦時代”》，系統論述了中國國際經濟摩擦的形勢、特點及其成因。他認為中國已經進入至少長達20年的國際經濟摩擦期，并將其原因歸結為三個方面，既世界經濟正在進入碰撞軌道期、中國的崛起以及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自身的一系列問題。而雷達、于春海認為國際經濟學的傳統理論無法為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提供合理的解釋，原因是傳統理論在考慮內外均衡關系時主要關注兩者之間的總量平衡，而忽視內外均衡的結構性互補關系。他們認為通過考察內部結構調整對外部環境的要求，并結合中美兩國當前的經濟結構特征可以看出，中美之間貿易摩擦的根源在于兩國經濟結構調整過程的特征和潛在的互補關系。因此得出的結論是貿易摩擦的產生和解決過程可以稱為協調兩國內部結構調整的契機和手段。與此同時，趙建則指出中美貿易摩擦的深層原因在于國際間產業結構不相配，并指出各國經濟政策及其國內利益集團的政治行為則是使國內外產業間的矛盾外部化為國際貿易摩擦的關鍵。
(1)美方的觀點。在中美經濟關系中，美國最為關注的就是美中的貿易逆差問題。美方統計顯示：2004年美中貿易逆差達到162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1%；2005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值達到2020億美元，占美國全球貿易赤字的25%。美方同時指出，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美國對中國出口增加了81%，美國從中國進口增加了92%，美中貿易逆差增加了95%，而且1990年至2005年末，美中貿易逆差累計已達10000億美元。美方認為造成美中巨額貿易逆差的首要原因是人民幣幣值低估問題，美方指出人民幣幣值低估范圍在15%-40%之間(美方指出中國雖然在2005年7月采取措施使人民幣升值2.1%，但幾個月來的實踐證明中國政府仍然在控制人民幣匯率，人民幣至少應升值25%)。
美方指出，造成美中貿易失衡的另一因素是中國政府為本國企業提供的大量的政府補貼(尤其是對出口型企業的補貼)、各種歧視性的關稅減免政策以及外國企業準入限制等。美方認為，中國政府為本國企業提供了大量的補貼，其形式往往非常隱蔽，例如各種收入稅的減免、企業從國有銀行獲得的低利率貸款、企業債務的減免等等。這些補貼大量存在于中國紡織業、鋼鐵業、石化業、高科技產業、造紙業、機械制造業及有色金屬業。
第三個造成美中貿易失衡的因素是由于中國工人惡劣的工作條件給中國帶來的低成本優勢，美方認為中國工人的工作環境缺乏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保證，這使中國的勞動成本非常低廉，從而具有相當強的成本優勢。最近，美方的一份資料顯示，在中國工資相對較高的航空業，工人的平均工資僅為每小時64美分，遠遠低于墨西哥的工資水平，同美國更是存在巨大差別。這促使大量的外商在中國投資建廠，生產產品再出口，從而帶來巨額的美中貿易逆差。因此，美方認為中國違背了“入世”時的承諾，嚴重損害了美國企業、工人和各經濟體的利益。美方特別指出美中貿易不平衡已造成美國制造業中大量的失業現象，美國相關數據顯示：2004年美國對中國的產業轉移造成美國國內10萬個工作崗位喪失，而1989—2003年間的美中貿易逆差造成美方150萬個工作崗位喪失，美方一向認為制造業對美國的政治經濟安全非常重要，因此美方指出美中貿易失衡不僅僅是貿易問題，而是關系到美方長期的經濟政治安全的問題。
與上述觀點不同的是，美國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一些國家確實出現了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緒。斯蒂芬•羅奇指出一些人認為新興的中國企業隨意地瓜分了全球市場的份額，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羅奇指出：十多年來，中國出口總額增長的65%來自全球跨國公司設在中國的子公司——外商投資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權威數字統計，2002年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金額達527億美元，創歷史最高紀錄，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高成本的工業化國家自愿選擇中國提高自身的競爭力，而并非中國企業占據了全球市場。羅奇同時指出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是其競爭力的具體表現，中國不是依靠低估價值的貨幣來競爭，而主要是靠勞動成本、技術、質量控制、基礎設施以及堅定的改革承諾。與此同時，Chad P.Bown和Rachel McCulloch則認為美國確實對中國實施了歧視性的貿易政策，這包括顯性歧視貿易政策(以美國對中國提出的反傾銷訴訟和特殊保障措施為例)與隱性歧視貿易政策(美國與中國的競爭對手簽訂了大量的貿易協定)，這些歧視性的政策加重了美中之間的貿易摩擦。
(2)中方的觀點。中美貿易摩擦問題目前已成為我國經濟學界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在中美貿易摩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受到朱總理關注的美國斯坦福大學劉遵義教授和加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的馮國釗的合作研究成果《對美中貿易的新估算》，以及前外經貿部“入世”后中美經貿關系中期展望課題組的研究成果《新因素——中美經濟貿易關系中期展望》，上述研究成果把中美貿易摩擦的原因主要歸結于進出口統計誤差、香港的轉口貿易及美國對華出口限制等。另外，國內學者有關中美貿易摩擦根源的主流觀點還有：大選前各經濟、政治利益集團的角逐是影響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動中美貿易摩擦升溫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有人認為除了政治因素的影響外，隨著中國對外貿易規模的迅速擴大，貿易過程中出現一些摩擦和爭執也是必然的。這類似于自然界中混沌和秩序的“和諧悖論。
其他較有影響的研究包括：趙曉教授的兩篇文章《從戰略角度看中國的“國際經濟摩擦”時期》與《再論中國崛起之“國際經濟摩擦時代”》，系統論述了中國國際經濟摩擦的形勢、特點及其成因。他認為中國已經進入至少長達20年的國際經濟摩擦期，并將其原因歸結為三個方面，既世界經濟正在進入碰撞軌道期、中國的崛起以及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自身的一系列問題。而雷達、于春海認為國際經濟學的傳統理論無法為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提供合理的解釋，原因是傳統理論在考慮內外均衡關系時主要關注兩者之間的總量平衡，而忽視內外均衡的結構性互補關系。他們認為通過考察內部結構調整對外部環境的要求，并結合中美兩國當前的經濟結構特征可以看出，中美之間貿易摩擦的根源在于兩國經濟結構調整過程的特征和潛在的互補關系。因此得出的結論是貿易摩擦的產生和解決過程可以稱為協調兩國內部結構調整的契機和手段。與此同時，趙建則指出中美貿易摩擦的深層原因在于國際間產業結構不相配，并指出各國經濟政策及其國內利益集團的政治行為則是使國內外產業間的矛盾外部化為國際貿易摩擦的關鍵。
